历次战争中老兵都被边缘化，但到上世纪60年代末，流行文化却把愤怒、受伤的越战老兵视作战士的范型。关于他们的大量历史都是在伤兵口述的基础上写成，但其实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代表性。这种“神话和主观感受间的脱节”在澳籍越战老兵身上最明显，他们归国时受到了人群的热情欢呼。澳大利亚的媒体上，反战人士的声势很大，但他们实际上人数很少，就是游行、示威也不会选在欢迎老兵的场合。美国版的神话，即对老兵先是不欢迎，然后变成愤怒的态度竟慢慢转成了澳大利亚人“印象中的态度”。史蒂芬·加顿，《战争的代价： 澳大利亚士兵回国》（墨尔本，1996），页230—231。处罚也有轻的，比如降职。卡利的部队未能上报杀敌人数时（根本无人可杀），巴克上校就警告说：“你要是完不成任务，中尉，那我只有另请高明了。”陆军威廉·卡利中尉，《尸数》（伦敦，1971），页47。另见“达菲中尉的声明”，收理查德·福克、加布里埃尔·科尔科、罗伯特·利夫顿（编），《战争罪行》（纽约，1971），页253。轰炸机组人员要是拒绝轰炸住宅区，会被怪为“道德品质低下”，然后就是降职。爱德华·史密西兹（辑），《空战：制造、保养、驾驶战机的人记住二战》（伦敦，1990），页125—126。对命令提出质疑不能被容忍：军官候选人要是打报告说对指挥官有不同意见，他“可能得辞职。要不就得准备好当20年的上尉。”约瑟夫·埃利斯、罗伯特·穆尔，《士兵学校：西点与战争行业》（纽约，1974），页167。在二战期间，被认为“道德品质低下”的空军人员可能会被开除，降职，失去日后攫取民航中油水多的职位的机会以及被剥夺证章等。对此精辟的分析，见约翰·麦卡锡，“空勤人员与二战中的‘道德品质低下’”，《战争与社会》，2卷2期（1984年9月），页88—89。直言反对不必要的暴行会遭到严惩，如杰夫·尼德尔所说：